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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茂: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30年
2016-01-20 19411

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30年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

  新华网北京5月7日新媒体专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通过作者玛雅与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对话,从不同角度探讨总结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叩问做出了响亮回答。《参考消息》从4月28日起连续摘发该书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玛雅:你提出中国模式理论,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是什么?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何在?

潘维: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中国模式是关于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成中国明天的迷信,我希望通过总结概括中国模式,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有些学人会说,何必要总结中国模式,难道今天的西方不是中国的未来?在他们眼里,共和国的前30年是失败,后30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回头走上了“普世”的西方道路。我认为,这种判断是浅薄的,而且危险的。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了西方模式。如果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代价,中国就会变成“普通的”欠发达国家。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东施效颦,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死无葬身之地。

  现代中国在巨变中,每隔30年就有一次大转折。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30年,从1949年到1979年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实现独立自主的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30年。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一甲子时光,来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模式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玛雅:有人会问,中国今天成就显著,我们说是中国模式的成功。20年后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中国失败了,甚至崩溃了,又该如何解释?

  潘维:什么模式都有可能失败。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失败来自什么?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我写了《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一文。我认为,苏联不是败于军事,也不是败于科技或经济,而是败在思想战争,败在意识形态之争。核武器的降临导致了时代变迁,限制了军事冒险行动。思想领域的战争成为大国间战争的日常形式,通过思想灌输使对手“自杀”,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苏联失败是由于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垮掉,中国模式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败在思想战争,是从政治话语权的丧失开始的。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就是,物质生产越成功,学界和政界中与我国的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

  玛雅:这些人不满意共产党执政和现行体制,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因为不符合“普世价值”。这就不是无知的问题了。

  潘维: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遭到西方的指责,而且遭到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幼稚的。由于对我国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成了我国知识界一些人的主流认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选举制度的迷信,已经渗透到我国各个层面,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来说,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从“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宫”建“白宫”。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即使建成“白宫”,也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自由的标志,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中国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现存政体都有毛病,可是中国政体真的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吗?为什么拒不承认60多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假如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今日美国?照着白宫建一个,真的能把中国变成美国吗?这难道不是20年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体制有毛病需要改善,正如人有病需要服药,但是服药不等于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其自杀的——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玛雅:所以,中国的未来不但取决于制度竞争的成败,也取决于思想竞争的成败。

  潘维:在核武器时代,如果没有思想竞争的自信,没有思想竞争的勇气,就没有生存方式的前途。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

  玛雅:你认为,未来30年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潘维:中国面临四大挑战:第一,要打赢经济仗。当代经济无非是三类东西:制造、金融和技术,所以要打三场经济仗。中国可能已经打赢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业重心东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东移,目前看,中国处在困难阶段。第二,打赢经济仗的前提是打赢制度仗。中国奉行民本政体,民本体制超越了王朝和国家兴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制度。如果没有这个中华政治制度文明,经济仗就必输无疑。正因如此,中西两大文明竞争的关键战场就在政治体制。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制”之说却甚嚣尘上。凡落后社会必有的一切落后现象,凡快速进步产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说成是“体制问题”。于是,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这两大威胁,却面临着一个被“骂杀”的威胁,诱使我们进行苏联式“自杀”。所以,第三个挑战是,打赢制度仗的前提是要打赢信念仗。第四个挑战是,打赢信念仗的前提是要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这两个挑战的内容,就是前面谈到苏联失败的那些问题。

  玛雅:那么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应对这四大挑战?

  潘维:应对这四大挑战,主观上靠“三不”:经济发展上不动摇,政治体制上不折腾,国际事务上不偏袒南北任何一方。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实力有了长足增长。因为实力强大,我国的外部环境已变得相当宽松。而今,只要中国不想打仗,没有人能迫使中国打仗。所以说,中华不自乱,没有哪国能乱中华。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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