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光辉灿烂的思想，绵亘不绝的历史，深邃玄奥的智慧。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裹足不前，造成传统文化并没有与时俱进，在社会大分裂，大动荡和各种代表先进或落后的政治集团争斗中，传统文化成为落后政治集团抱残守缺的愚民工具，于是，以陈独秀为代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鞭挞，为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扎根，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根基。然而，民主与科学的根尚未扎牢，中国就迎来了千年未有的变局，日本大举入侵，国共争雄，历史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当新文化的战斗烽火已然熄灭的时候，当社会迎来“小康”之治的时候，一股传统文化热冲击了中国，百业待兴，思想绽放，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五四以来先贤们的历史使命，在这股文化热中独立的思考，并继续对传统文化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努力与批判弘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解读，已经从新文化运动的绝对否定转向整理、批判和弘扬。正如西方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中国有自己的老子、孔子、孟子等一大群灿若星汉的思想大师。正如历史不容假设和抹煞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审读，有了更为理性和冷静的思考。传统文化毕竟是哺育、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毕竟孕育了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毕竟由一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规定并限制着，为什么要将中国近代的落后、愚昧全部归结在传统文化上呢？于是，挖掘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中国发展、社会进步的使命，又一次责无旁贷的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但是这个使命并不好完成，新儒家在中国大陆遭到压制和在东南亚受到重视就已经清晰的表明：当传统文化背上恶名并已经成为社会的文化无意识的时候，想为其正名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国语言的学者，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受到滋养，一方面又以绝对的否定文化为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方向。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影响力颇大，所以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优秀的文明因子被商业化运作提携起来以后，整个传统文化的印象，并没有在民众内心深处留有一个正确的整体印象。
　　
　　因此，找到传统文化的魂魄，找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整体印象。有什么样的整体印象，就会规定着对文化的总体评价倾向。
　　
　　在论及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上，有人认为是专制皇权文化。有人认为是史官文化，这在一定层面揭示了文化的反映性特点，其实专制皇权属于制度层面，史官文化属于社会层面，都不是从纯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化。
　　
　　有一种提法，从《易经》中引出一个句子：“天地之大德曰生。”于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生的文化。但是当问到中华民族何以生生不息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说不清了。
　　
　　我以为，要论及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必须在答案中蕴涵中国何以千年强盛不衰，何以遭受百年屈辱的原因，这个原因，正是人们一直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不足，才造成的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无意识造就了中国的千年辉煌，也因为这种文化无意识的无意识逆转，造成了中国的百年沉沦。
　　
　　我的答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
　　
　　一，“和”的概念
　　
　　和的概念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一起产生的，古人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万物。”（《国语·郑语》）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道。
　　
　　郑桓公曾问史伯，周朝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史伯认为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周王只听取相同的意见，排斥相异的意见，所以一定会导致衰落和灭亡。史伯还提出“以他平他”的方法，把相异的东西有机结合就能产生新事物，若是相同的东西相加，那就太单一而没有发展了，就会犯“以同裨同”的错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和”是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安排在一起，即所谓“以他平他”，事物才能生长、发展；“同”是将无差别的事物凑合在一起，即所谓“以同裨同”。
　　
　　曾子则把和比作烧汤，“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命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要以他物来补自己的不足，把太多太猛的方面减弱一些，这才有和的境界。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句话则直接指出阴阳相冲为和，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解释，就是指出和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差异、矛盾，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竭。
　　
　　和必须与中庸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把握这种传统思维。中庸，中指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指平常，要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做到中庸就要“执两用中”，执两是指把握事物的两端，明白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中，指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找他们的统一、和谐和平衡。
　　
　　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是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是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
　　
　　二，“和”的图腾与民族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龙、凤凰、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三种图腾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尊崇不一样，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商朝时以凤凰为民族的图腾崇拜，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史记》中记载的箕子被周武王封在朝鲜，至今朝鲜以凤凰为吉祥物，衣尚白色。
　　
　　龙是中华民族时间最久的图腾了，它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虎腿，看起来没有一件构成不是别的动物，但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形象。凤凰鸡头、蛇颈、燕领、兔背、鱼尾、五彩色、六尺多高。麒麟形如鹿、独角、全身鳞甲、尾似牛，同样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和的产物。
　　
　　这三种图腾，都有力的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早期融合。民族在交往和战争中合体，各个民族各取一个象征代表自己，于是就创造出这样的综合图腾。
　　
　　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经历三次高潮。
　　
　　第一次，从春秋战国至秦，约五百年，是以中原周围各族吸收“诸夏执族”的大融合。结果是：楚人、吴人、越人、东夷人、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融合成汉民族。
　　
　　第二次，从南北朝到唐初，约四百年。其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赵、后越、前燕、前秦等十六国，逐渐也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
　　
　　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明初，约五百年。女真、契丹、西夏、沙陀等少数民族进入西北和北部许多地区，经过五代十国，也与汉民族同化，以至元朝统治者将这些被征服的辽、金、西夏人通称为汉人。
　　
　　满清入关后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融合。
　　
　　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在宋代有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曾向宋王朝进贡，宋王告诉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并赐赵、李、张、高等17姓。这批犹太人完全汉化了。世界上犹太人被成批的汉化，恐怕就此一例，这也说明了以和为贵的汉文化的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力量。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以及对和的观念的理解。
　　
　　三，“和”的文化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各种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
　　
　　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更是空前，李白题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开店很普遍。当时，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唐朝人对于外来文化广泛吸收，胡装、胡食、胡舞盛行街头，汉人“大有胡气”，豪爽而刚健，以至于“洛阳家家学胡乐。”
　　
　　越是大开放、大交融，就越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全唐诗》诗歌多达48900首，诗人2300余位，唐代歌舞场面也十分壮观，唐玄宗时的《上元乐》，舞者多达四百余人，气魄宏伟，富丽堂皇。和的大气魄必须以开放的文化政策作手段，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能全面丰富自己，形成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一次典型体现。
　　
　　印度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即禅宗，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质的区别。另一个是佛教和儒教合一，推进儒学变革，走出了子学和两汉经学的框架，形成了宋明理学，创立了自身的心性本体论。宋明理学与禅宗波动了整个东亚，使华夏文化圈成为现代所说的东亚文化圈。
　　
　　从理论上讲，外来文化要能够流行，必须和本土的文化相互接轨才能实现。显然，印度本土佛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忠孝入世三个中国固有的观念相抵触。但中国文化以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以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的精神，改造了佛教。佛教主张出世，回避政治，对君王父母无须下跪，无须尽忠尽孝，出家以后不得婚配，正好触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不入世如何普渡。既然佛陀主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然可以把尽忠入世看作是入地狱的过程。因此佛法自在世间，不离世间也可觉，改变了佛教不入世的佛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教的“淫罪”是限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不限制正当的婚姻，家庭不是成佛的限制因素，居士既可以有家生儿育女，又可以修道成佛。
　　
　　和的精神，塑造了和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四，“和”与中国的未来
　　
　　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沉沦。虽然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利玛窦已在万历年间开始“西学东渐”，传教并教授天文力学地理等自然科学，但是中国统治政策已经保守和封闭，到了清朝英使马葛尔尼1793年来华，送来礼物西瓜炮、铜炮、火枪、西洋船等29种，仍没有引起执政者的重视。
　　
　　在文化思维上，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先天不足。主要有：一，中国重经验和直觉，西方重抽象概念；二，中国重了悟，西方重实证，三中国重类比推理，西方重归纳和演绎推理。
　　
　　比如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平”、“因”、“樱”、“间”、“次”、“博”等概念，而欧几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在……之上”、“在……之间”、“叠合”等等。显然，这两家的区别是经验公式和抽象公式的区别，点线面等已经摆脱了“端尺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
　　
　　逻辑系统也如此。中国传统文化重类比推理，比如《易经》的乾卦，“乾”可以是天、君、父，阳等等，相互之间可以转圜，虽然这样会引发许多天才式的联想，富有创造性，但缺乏严密性与科学性。
　　
　　西方重归纳和演绎。在培根“归纳三表法”和穆勒“归纳五法”中系统化，上升为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系统。演绎法在亚里士多德、布莱尼茨、笛卡儿、康德的学说中系统化，形成先验论和公理化的方法系统。
　　
　　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基础归纳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可最终对正确错误进行裁决。
　　
　　所以中国的科学成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出现了怪现象，那就是我国汉唐在工程建设方面遥居世界之先，却没有力学；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察，却没有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哈雷慧星的最早最多的观察记录，而计算出哈雷慧星速度的，却是哈雷和牛顿。
　　
　　回溯历史，儒教和佛教没有合流的时候，儒教没有自己的心性本体论，佛教的传入，给了儒教一个本体的东西。俯瞰今朝，当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明显的不同时，也应当秉持中国文化的和的精神，积极学习和融合。
　　
　　可惜！中国的千年荣耀，正是在和的精神下迎来了历史的辉煌，中国的百年屈辱，正是背离了和的精神而遭遇了历史的沉沦与浩劫。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一个“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