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文生来源：复旦MBA资产管理俱乐部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共享经济产权层面的特点是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租赁经济，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没有形成气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大物移）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原本不可能达成的租赁交易成为可能。我们判断，未来几年共享经济仍将快速发展。
共享经济颠覆性地影响传统商业模式。就生产者而言，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导致传统企业边界收缩，带来个体经济的强势回归。对于消费者而言，交易成本的下降引发以买为主向以租为主的转变，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通过“自由人”的联合，共享经济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的选择，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共享经济作为“破坏式创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对传统经济构成不公平竞争、对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对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大数据壁垒可能导致新的行业垄断等。

宏观层面，共享经济的首要和直接影响是提高总供给，总需求相对总供给不足，带来物价下行压力，同时储蓄过剩意味着均衡利率水平下降。共享经济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抑制了新增资本的投入，是一个新增的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因素。共享经济可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近年来需求不足，通胀下行甚至有通缩压力的原因之一，尽管其重要性比金融周期、劳动人口减少、和贫富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小。 

共享经济影响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把握。现在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对共享经济还没有有效的统计和估算。GDP增长率可能低估了实际的经济活动的增长，但CPI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共享经济带来的低GDP增长和低CPI通胀的组合，和金融周期下半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的低增长、低通胀，对宏观政策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与时俱进，准确衡量共享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对“十三五”期间的宏观政策的平衡很重要。引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稳增长将是“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人口红利消退，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的增长动力是什么？自上而下看，深化结构改革，以制度变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一个方面。自下而上来讲，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推进创新创业，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力图通过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改委于7月初印发的推进“互联网+”行动意见中，也强调要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发展共享经济。 

社会对共享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还褒贬不一。一方面，共享经济给消费者和直接从业者带来了实惠（除了收入，还有更多的从业自由），有人认为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比如，《零成本社会》作者里夫金指出共享经济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体系，并预测共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挑战了传统商业模式以及现有制度安排，可能损害了既有从业者利益，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今年6月份法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Uber的抗议游行，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数十车辆受损，多名人员受伤，而我国也出现了出租车司机围堵专车司机的现象。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共享经济？它会怎样影响传统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正面和负面作用？它的广泛发展又将如何改变经济格局？本文聚焦共享经济，阐释为什么共享经济现在是星星之火，未来几年可能是改变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共享经济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1] 即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其本质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2]“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的文章。学者们对汽车共享进行了研究，首次意识到共享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闲置资源是共享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比如，有些人有房却不常住，有车但不常开，长期闲置形成浪费。而另一些人则存在对资源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需求，比如，他们希望在某个时间段住在某地或在某地驾车出行，但预算有限，不希望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能够有效对接，不但可以将闲置产能再利用，还可以为所有者带来货币收益。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文以“云大物移”技术作为互联网技术的统称）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之间进行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快速进行匹配。同时，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日趋成熟，交易双方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了解、信任和合约关系，加速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美国Uber、Airbnb、Lyft等知名共享平台迅速崛起，带动共享经济迅速增长，并开始席卷全球。

共享经济如何颠覆现有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会从哪些方面影响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哪些行业最容易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作为共享经济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大大减少了微观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大幅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搜寻、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说是“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供应方：个体经济强势回归我们知道，传统企业的形成跟交易成本紧密相关。在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看来，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3]，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有成本。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也随规模扩大而增长，而且企业越大，管理成本可能越大。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增加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即企业的边界所在。 

而共享经济的一个颠覆性影响，体现在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导致传统企业边界收缩。互联网提升了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的效率，提高了匹配需求与供给的效率。同时，大数据有助于完善信用记录，增强市场自身的信用约束。而社交网络的快速扩展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在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科斯的理论，传统的企业边界存在被市场挤压的倾向。随着传统企业边界收缩，“劳动者——企业——消费者”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劳动者——共享平台——消费者”的共享模式所取代，完成了共享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破坏式创新。 

一个具体表现是个体经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强势“回归”。以出租车市场为例，在出租车公司尚未形成、私家车开始普及的阶段，居民对出租车服务的需求只能通过非正规的出租车个体户来满足。然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使得这种由出租车个体户构成的市场一直难以扩大。出租车公司的出现带来了标准化、正规化的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激活了市场的需求，出租车公司取代出租车个体户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然而，滴滴、Uber等共享平台填平了阻碍原始个体经济发展的“信息鸿沟”，信息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减少使得市场型交易成本开始低于企业型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相比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服务而言，机会成本具有天然优势的专车、顺风车等出租车个体户能够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更高效响应、更优质服务，最终促进出租车个体户强势回归出租车市场。简而言之，在共享经济的颠覆性作用下，个体经济借助于云大物移技术强势回归。 

相应地，共享经济的颠覆性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在技术条件上能够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以企业的方式提供产出的产业中。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企业模式，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资本分割性较强，存在单个劳动者用一小部分、甚至无需资本就可以单独提供产出的可能性，也就是具备“个体经济”的技术可能性。例如，有一辆车就可以成为Uber或者滴滴司机，有一栋房子就可以成为Airbnb或者小猪房东，甚至没有什么实物资本也一样可以成为共享平台上的兼职厨师或者理发师，只要你的手艺过关。在目前的状态下，难以想象在炼钢这种资本分割性较差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产业，一个劳动者单独用某个熔炉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钢铁产出。由于第二产业中企业的资本通常存在技术的不可分割性，而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资本可分割性较强，因此，共享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

即便是在资本分割性较强的服务业内部，共享经济对不同企业模式的颠覆程度也不尽相同。这部分取决于现存的企业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是政府在判断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孰高孰低之后形成的，还是市场在比较这两类交易费用后形成的？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企业模式刚性较强，难以及时顺应新形势的变化，难以及时消化吸收相关冲击。而通过后者形成的企业模式灵活性很强，能够及时消化吸收共享经济造成的冲击，扬弃旧模式，演化成适应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比方说，特许经营制度形成的出租车公司，实际上长期依靠行政垄断生存，制度刚性强、市场意识差，面对滴滴、Uber等共享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及时做运营形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导致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与滴滴、Uber等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直接冲突。 

而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自于网络电商与实体卖场之间从冲突到合作。与共享经济一样，网络电商也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度是以实体卖场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实体卖场作为市场自发形成的企业组织，灵活性强，能够及时响应新形势的挑战，迅速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充足的线下渠道这一比较优势，从而使得网络电商非但没有革实体卖场的命，而是如马云所讲形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未来30年一定在线下，而传统企业的希望一定是在线上”的共识，并出现了京东与永辉、阿里与苏宁各自联手打造成“O2O”的新业态。中信证券研究部行业分析师近期发布了系列报告，对共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和展望。[4]需求方：从以买为主到以租为主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使用”通常是他们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对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言[5]，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显然不一定非要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所涵盖的权利要大于使用权，因此通常而言，为“购买所有权”（下称“购买”）所要付出的成本通常要大于为“购买使用权”（下称“租赁”）所付出的成本。以日常代步为例，购买汽车通常意味着要花十几万的购买费用、每月数千元的养护费用等，但是通常每月几千元的养护费就已经足够每个月的打车支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消费者依然普遍选择购买而不是租赁呢？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租赁交易的高效实现。消费者对车辆的使用需求通常具有随机性，即便是日常上下班代步，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做到每天同一时间出门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由于存在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交易成本高昂，打车这种租赁模式难以做到及时匹配消费者的随机需求。一旦租赁的交易成本超过了购买的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即是买而不是租，在确保了使用需求及时有效得到满足的同时，还可以获取占有、收益等效用。这种消费者偏好造就了汽车市场的传统商业模式，即汽车市场以买为主而非以租为主。 

共享经济正在对这种以买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颠覆性影响，以买为主正在向以租为主转变，同时产生了“消费者剩余”。云大物移技术大大降低了汽车租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得共享平台能够低廉、有效、及时地实现汽车租赁供求匹配。相比于购买而言，共享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租赁的交易成本伴随着参与人数增多而不断下降，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共享经济使得消费者不必再为了满足“使用”的需求而去购买商品，只需支付少量成本租赁即可。共享经济产生了“消费者剩余”是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要比传统模式中支付的费用低，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要小于他原本愿意支付的费用，在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这两者之差就形成了“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偏好的转变正在改变制造商的观念。比如，汽车生产商正在从单纯的销售汽车向出租汽车拓展。例如，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已于2009年开始探索汽车租赁的共享经济模式，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作为奔驰smart车型的汽车共享平台，这一平台目前已经形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共享品牌car2go。根据里夫金的研究，“汽车共享的成本只是私家车成本的20%，却可以使总体福利水平最大化。尽管这样一来汽车的产量和销量有可能减少80%，但依然非常值得推广”，而汽车制造商“之所以对从私家车向协同共享汽车的转变抱以如此大的热情和支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服务会使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急剧减少”。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大城市限号限行等造成的汽车所有权“打折”，未来中国汽车租赁对汽车购买造成的颠覆影响可能更大。

“自由人”的联合：共享经济意义深远除了对传统企业模式造成“破坏式创新”之外，共享经济对社会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以致大家对共享经济还褒贬不一。那么，共享经济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共享经济在高度机械化、纪律化、标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共享经济具有了“自由人”的联合意味。共享经济这种“自由人”的联合形式，有助于供求双方跨越信用缺失障碍，更自由地达成交易；共享经济使得个人更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有助于缓解人的“异化”问题[6]；有助于推动不合理制度的优化，推动经济更自由的发展。 

共享经济有利于解决信用缺失问题，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共享经济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没有信用，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去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博弈难以淘汰信用缺失的玩家，只有无限重复博弈才能暴露每个参与者的信用度，进而激励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在云大物移的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理想的重复博弈方式难以实现，而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消费者（供给者）可以便捷低廉地观察到潜在供给者（需求者）的信用度，从而做出理性的抉择。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个人时刻处于无限重复博弈的交易环境下，珍惜并提高自己的信用度成为理性抉择，最终导致一次博弈下互相不诚信的“囚徒困境”被打破。共享经济这种“提高诚信、有利自己”的正向激励特点，将会通过在个体之间重建、新建信用关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信用意识，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平滑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经济摩擦，最终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共享经济可缓解人的“异化”问题，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问题。流水线上高度紧张、机械的作业方式，让人“异化”为工具，引发了“富士康跳楼”等社会问题。“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7]。相比于正规就业而言，共享经济在闲置时间使用闲置资源赚些“闲钱”的特点，让从业者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因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而导致的强制劳动和被迫劳动问题也随之缓解。共享经济增加了普通人的发言权，增强了劳动者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度与自由度，更符合经济发展提高人的幸福感这一本质目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共享经济有利于推动制度改革，释放经济自由发展的活力。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即便是不合理的制度也难以及时转变或撤销，将会严重抑制经济活力。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出于确保服务质量、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但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导致了一线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矛盾。抗议高额份子钱的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并衍生了规模庞大、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由于制度高度固化，即便有这些严重的问题，特许经营制度却难以看到改变的趋势。以滴滴打车、嘀嗒拼车、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在互联网的重组下开始自发的规范化发展，云大物移技术在疏解交通拥堵、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展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对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正在构成最沉重的打击，有可能促进这一制度的优化，释放出租车行业的巨大活力。共享经济也有“成长的烦恼”共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面临“成长的烦恼”。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会不会阻碍这个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呢？ 

首先是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引发了社会冲突。由于共享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还没有明确是否应允许其合法化，更不用说思考如何促进其正规化发展的问题。在这段政策暧昧期，共享经济的发展事实上逃避了正规经济应该负担的税收、社保等义务，对正规经济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对正规经济从业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冲击，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今年 6月份法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Uber的抗议游行，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数十车辆受损，多名人员受伤。随后法国要求在全国取缔Uber服务，并将于9月30日对两位Uber法国高管进行审判。对此，Uber于7月3日声明，暂停在法国的打车服务，以保护Uber司机安全，并寻求与当地政府和解。我国也爆发了执法部门突查Uber广州公司、滴滴专车司机被扣车罚款以及多起出租车司机围堵专车司机的冲突。 

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反思就是构建了社会安全网，作为保障经济冲击下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大部分共享经济的“自由”从业模式，通常意味着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从业者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保障。一旦发生严重的负面冲击，这部分自由劳动者将为“自由”付出较大的生存代价。 

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共享经济增进社会信用的效果需要在“重复博弈、信息积累、优胜劣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共享经济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每一时点、每一笔交易中的信用都是可靠的。尤其是在博弈开始的初期，由于共享经济缺乏有效的信息积累而无法甄别供求双方的信用度，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发生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事件，目前并没有明确谁应该对这种悲剧后果承担责任。如印度Uber司机性侵女乘客，直接施暴者自然要负法律责任，但是让一个惯犯通过审查成为司机的Uber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尚存法律空白。此外，由于目前共享经济大多游离在正规的监管之外，难以对消费者利益进行充分保障。以专车业务为例，很多专车平台并没有办理营运保险，一旦发生事故，消费者权益很难充分保障。 

大数据壁垒可能导致新的行业垄断。共享经济高度依赖大数据来及时匹配供求，以达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从事共享经济的企业一般需要大量初期投入以获得初始数据，不过一旦业务顺利展开，云大物移技术就会使数据成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并且，云大物移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大数据采集、加工、储存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特性，也即伴随着参与主体数量的日益增多、主体间联系的日益广泛，单位数据生产成本将以更快速度下降、数据质量将以更快速度提升。这种特点决定了共享经济在位者的竞争力将得益于大数据生产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日益增长，最终凭借不断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获得行业垄断地位，并且这种由大数据造成的产业壁垒，仅靠资金投入难以短时间克服。除此之外，这种垄断结构还存在垄断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可能性，也即共享型企业凭借积累的海量供求数据侵犯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8]。 

不过，这些“成长的烦恼”将在共享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中逐步得到解决。首先，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不公平竞争、劳动者“安全网”缺失、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健全是典型的监管缺位造成的，这种缺位必将不是常态。以房屋共享为例，2014年初阿姆斯特丹对Airbnb进行立法，征收5%的旅游税；2014年底，旧金山对私人住宅从事共享经济也进行了立法，要求房屋整体出租时间每年不超过90天，同时征收14%的酒店税。2015年开始，嘀嗒拼车也开始为乘客提供累计限额20万人民币的人身伤亡保险。 

其次，技术特点造成的行业垄断风险不会是长期现象。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垄断超额利润有利于激励创新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而由技术和数据优势造成的垄断属于市场垄断，而非难以打破的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一旦在位者丧失持续创新的动力，必将为锐意进取的后来者所超越，其垄断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曾经的科技巨头诺基亚占据着手机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但是触屏时代的创新落后迅速导致这一垄断巨头覆亡。 

总之，共享经济还不够成熟，短期内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长期来看，它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将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即便未来共享经济承担了税收、保险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它的竞争力依旧，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有天然优势。例如，嘀嗒拼车大多是司机在自己上下班路上顺便拉客，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所需要的回报远远小于出租车，即便是承担了税收和保险，这种机会成本很低的优势依然存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含义在探讨了共享经济的本质，社会意义和所面临的问题之后，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作为新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在宏观层面有何含义？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降低均衡利率共享经济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共享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提高总供给能力：提高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率；提升未来新增产能利用率；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我们知道，很多设备、住房等本身就存在自然折旧，增加使用强度（例如房子增加一定的实用频率，私家车拼车），并不能大幅度增加这类资本的折旧速度。因此，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可能接近零（即使不为零，其边际成本也极其低），所以在相对低的补偿情况下，总供给会快速地提高，即总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一辆私家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大约为20万公里，而一辆出租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超过60万公里，就使用效率而言，私家车明显过低。 

当然，对于新增产能而言，意味着较少的资本投入就能产生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服务），例如，由于共享经济的存在，未来新建住房的实用效率可能更高（因为居民自有住房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共享经济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对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目前看，共享经济是一个新增的抑制大宗商品需求的长期因素，具有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作用。 

由于资本利用率上升，投资需求可能下降。共享经济提高了存量资本的使用效率，意味着提供一定量有效供给所需的新增投资减少，投资需求将下降。例如，近期估值已达255亿美元的Airbnb致力于将全球的闲置房屋都变成酒店，供旅行者使用。2015年初，Airbnb已拥有超过100万间房间，因其采用的是盘活存量住房，而非买地盖楼等重资本投入，降低了酒店业的新增投资需求。从增量资本方面来看，由于利用效率提高，同等产出增量需要的投资也会减少。 

消费者实际购买力提升，消费需求增加，尤其是服务消费。由于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低甚至接近于零，共享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较低。在相同名义收入水平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将提高实际收入，带动总购买能力的上升，从而增加需求。Airbnb使用的是闲置房屋，空置成本很低，营收预期不高，因此其价格对于传统酒店有杀伤力。而Uber以及国内的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因为盘活了存量的私家车，降低了打车出行的成本，因此更多消费者选择进行打车消费，挤出部分自助购车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经济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的影响类似于对资本品的投资，也就是说，共享经济提升了消费需求，但这主要是通过提高现有的资本品（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来满足的。2015年3月以来社会零售总额中汽车购买持续低个位数增长，是拖累整体零售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否反映了滴滴、快的等打车的影响呢？值得观察。

共享经济带来物价总水平下行压力。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共享经济的最直接和主要影响是增加了总供给。在需求端，如上所述，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上升，但投资需求包括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下降。总体来讲，需求的扩张无法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总需求相对总供给不足，对物价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结构上看，物价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品和一些耐用消费品上，一个引申的含义是，共享经济的扩张可能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新增因素。 

共享经济降低均衡利率水平。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盘活存量资本并提高新增资本的利用率，降低了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提高了消费需求，降低了储蓄需求。那么对利率是什么含义呢？基于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不足的判断，整个经济应该呈现储蓄相对于投资需求过剩的压力，带动均衡利率水平下降。统计数据尚未充分反映共享经济的影响当前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充分反应共享经济对增长与就业的影响。由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共享经济的统计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空白，现有的统计体系所核算的GDP或许存在低估。例如，英国仅对年收入超过4,250英镑的个人短租房征税，但其他共享经济模式如Uber等不征税[9]。澳洲低于7.5万澳元（约合5.4万美元）的年收入也不计税[10]。就业的统计也有类似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Union）的统计显示，目前美国有5,300万人自由职业者[11]，已经占到美国劳动力的34%。同时，填报1099报税单的自雇人员比例在近几年也在不断上升[12]。但是标准方式统计的自雇型就业和多工作者（selfemployment, multiple job holding）在总就业中的占比却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反映了那些拥有1099收入的人可能认为这些不是常规工作，而没有披露。英国就业数据同样显示，过去一年，英国临时工作者、自雇型者和多工作者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均下降。 

现阶段，由于共享经济的规模还比较小，对总量GDP的衡量的影响不大，但随着共享经济范围不断扩大，加上统计科目的滞后性，经济增长被低估的可能性不能忽视。相对而言，物价数据受共享经济的扭曲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现有的被CPI和PPI统计覆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反映了总供给增加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影响上述的共享经济的实在和统计上的影响，可能部分解释了近年来发达国家“三低现象”。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持续陷于低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胀率的状态，除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影响外，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可能的因素。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拉动并没有充分体现在现有的统计数据之中，物价指标则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共享经济带来的物价下行压力。 

不过，共享经济导致物价下降是资源更有效利用的结果，反映的是供给增加，是好的现象。这与劳动人口减少、贫富分化、或者资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需求疲弱有本质的区别。当前主要经济体中（包括中国）这两种性质的物价下行压力均存在，但由于共享经济总体规模仍然较小，物价下行压力主要还是需求疲弱的结果。但随着共享经济的扩张，准确衡量其规模和影响，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很重要。也可以说共享经济给十三五规划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