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硕南老师就劳务派遣问题接受《赢周刊》记者采访

劳务派遣公司再迎“幸福时光”

2011年03月04日  赢周刊记者 徐璧玉

　　增长速度如同火箭

　　“当初我们刚下车就看到了街边有人发的传单，上面写着免费安排工作，像我们这种穷地方出来的人，能省一笔费用就省，看到了这样的传单无疑是雪中送炭，半信半疑地来到了那个安排工作的地方。”随后的结局并非所设想般的顺利，而是“态度很冷淡地让我们填表，我们向他询问相关工作情况，他们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地敷衍过去，说什么你们进厂以后就知道里面的情况了，然后填完表说要扣我们的身份证，说如果面试成功帮我们办社保要用的。”

　　这是近日一位从河南前往江苏启东找工作的打工仔在天涯上发表的《劳务派遣公司真特(这)么黑？》的帖子。该帖子只有寥寥几个回复，却折射出社会以及打工仔对劳务派遣公司这个新兴行业的困惑和不了解。

　　所谓劳务派遣，是指劳动力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派遣契约，在得到派遣劳工的同意后，使其在被派企业的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动。就好像一个突然被吹大的气球一样，劳务派遣行业近几年来急速发展。这个“气球”的最大动力来源于目前紧缺的民工，因为“民工荒”已经成了很多企业老板最头痛的问题。这个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催生的行业，大小公司展开激烈竞争，都想在这块新兴的市场中争夺蛋糕，造成整个行业鱼龙混杂。

　　与劳务派遣行业的快速膨胀相对比，企业对待这个行业的态度则要冷静得多。发展初始阶段，企业对劳务派遣这种形式并不接受，企业更乐于让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前往各省市的招聘会进行招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做成‘劳务输送’的形式，只收几百元的代招工费，有一点小利润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招聘成本也是相当高的。”在劳务派遣行业有长达五年经验的熊志通表示。如果是正规的劳务派遣运作，用人单位每月需按工人的人数向劳务派遣公司缴纳费用，一般每个工人为100多元。劳务派遣公司成规模收取这笔费用，利润相当可观。

　　不过近几年来，愈趋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让劳务派遣行业逐渐得到了认同，上了点规模的劳务派遣公司每天都能接到几个甚至上十个要工人的电话。企业的强烈需求让这个行业充满了活力，也使劳务派遣公司在输送民工方面承担起重要的角色。

　　东莞是广东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大大小小的20多个镇有着不同的产业分工。有数据显示，东莞每年需要的用工数量超过500万，用工量占据全广东省1600万外来民工的1/3以上。

　　自金融危机以来，劳务派遣公司在东莞的增长速度就好像坐上了火箭一样，数量迅速增加。东莞市人力资源局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以来，全市工商部门登记在册的劳务派遣机构从10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512家。

　　在这500多家劳务派遣机构里面，既有大量中型规模机构，年输送量达到一万多人的公司，也有一些机构脱颖而出，专为一些世界五百强代工企业输送民工，这部分的机构年输送量高达几万人；还有大量在底层挣扎的小机构，年输送量一般只有一千到几千人。

　　群雄逐鹿抢占蛋糕

　　各大劳务派遣公司在奋力打造属于自己的蛋糕，抢占市场份额。这是一个尚未定型的江湖，群雄逐鹿，整个行业就是一个繁华而混乱的局面。

　　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务派遣被写入章程，标志着这种新型的用工模式得到了我国法律的认可，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也为劳务派遣行业的运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当时有业内人士预测，在有效法律的规范下，劳务派遣这个原本处于混沌状态的行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并在规模上实现洗牌，逼退大量的小型劳务派遣公司。

　　知名劳动人事法律专家梁硕南对此表示赞同，“我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后，劳务派遣公司的数量会减少，劳务派遣行业会生存得更为艰难。”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劳动派遣公司反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快速增加了。

　　这一群新进入者，既有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司令”，也有从职业中介做起的转型机构，更有看到劳务派遣的美好前途而奋身投入的投资者。

　　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挂在头上的光坏可不少，他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先进个人、感动中原十大新闻人物，而他的实质身份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创办人，做的就是把农民工介绍到企业的生意。

　　在国内广泛建立知名度后，张全收在2011年已经把业务扩展到了全国，“我们的员工输送到大连、苏州、福州、浙江义乌、上海等地方，不过广东东莞仍然是主要的输送地。”

　　张全收是幸运的，而更多农民工出身的劳务派遣公司的老板还在挣扎，相金龙就是其中的一员。

　　老家河南，在陕西长大的相金龙，自1993年起南下，前往充满发展动力的经济特区深圳打工。只有初中文化的相金龙，只能去一些工厂里面出卖劳动力，奋斗五年后，月薪终于提高至2800元。

　　相金龙在深圳的前五年，深圳的经济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工人。相金龙灵敏地嗅觉到了这一需求，回老家组织了老乡陆续南下打工，两年时间为深圳的加工厂送来一万人，赚取了一笔不菲的费用，这让他萌生了开创劳务派遣公司的念头。1998年，相金龙在陕西山阳开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此后相金龙又组织了一万多人到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地区。

　　不过，当时大多数企业还没接受劳务派遣的概念，市场难做，相金龙唯有重操旧业进工厂。金融危机过后，工人再度紧缺，让相金龙重燃斗志。2008年，相金龙到了东莞，创办东莞恒信劳务派遣公司，目前公司已有20多名员工。

　　如果说相金龙进入劳务派遣行业是在打工途中嗅到了商机，熊志通的进入则充满了被迫转型的味道。

　　熊志通在创建昌兴劳务派遣公司(化名)前，是一名位于东莞的街头职业中介。金融危机发生前，农民工的供求关系与现在有着截然不同的现象，其时很多农民工处于找工难的境况，往往下了火车便前往职业介绍所，由职业介绍所牵线寻找适合的工厂，职业介绍所则收取几百元的介绍费。

　　遍布大街的职业介绍所也曾风光一时，但是，金融危机后随之而来的供需关系让职业介绍所难以生存，主动上门的工人也少之又少，介绍费无处收取。熊志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转型，以100万元注册资金，申请了劳务派遣公司的营业执照。

　　找人是最大的困难

　　迈入2011年，“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各省市都出尽奇招招工，加工资就好像一场接力赛，以求在用工紧张的情况下招揽到足够的工人。但种种迹象表示，新一轮的“用工紧”已经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今年中西部也加入了争抢农民工的行列中。

　　据正略钧策商业数据中心经理于立文介绍，他们的调查显示，2009年10月－2010年10月期间，全国企业员工平均离职率为20％，其中制造业的平均离职率为24.15％，为全行业内最高。制造行业多属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蓝领工人较多。为留住工人，企业纷纷调薪以期留住人才，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外部薪酬竞争，进一步加速了人员流动。

　　熊志通感叹道，2011年春节过后回流的农民工至少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去年劳务派遣从业人员已经在咬紧牙关过日子，喊着“招工难”，但是，今年情况仍难有所好转。

　　实质上，劳务派遣公司做的就是“贩卖工人”的生意。如何找到农民工是他们核心的竞争力。作为专业的找人公司，相金龙和熊志通所代表的小型和大型的劳务派遣公司，在找农民工的战术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扎根东莞做劳务派遣后，相金龙找民工用的是“用乡情打动老乡”的传统战术。相金龙认为这种传统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找来的工人具有稳定性，因为“随便找路边没有工作的人去上班，他们靠不住，有可能今天上班，明天就跑了，对企业来说是不好的”。

　　但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现在中西部地区迎来了农民工需求的高峰，这些地区以往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省。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沿海向内地大规模转移，也成为不少劳务派遣公司“回老家”招人的强劲对手。离家近，加上待遇也不差，让不少农民工选择了留在家乡打工。

　　对于更多的地方政府来说，目前的招工已经和招商一样重要了。特别是从今年开始，中西部与东部展开了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由于是农民工的家乡，中西部在争夺农民工的招数上以打感情牌为主，采取以乡情留人的办法，相金龙的“乡情牌”也很难再打得响。

　　相金龙又开始另辟蹊径，采取差异化战略，组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重新南下打工，并保证“保底工资1500元”。一般而言，劳务派遣公司针对的是年轻人。“但是玩具厂、鞋厂等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他们的技术含量不高，他们可以启用这些中年人。”现在，恒信劳务派遣对外输送的员工中，40多岁以上的农民工占了50％。

　　而招工规模较大的熊志通的战术则是步步为营。他选取河南作为重点省份，争取先把一个农民工输出重地攻下。采取的方法是先与河南一些地区政府联合举办高校和农民工就业推介会，并与河南一些地区劳务中介公司结成战略联盟，还在河南建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组织河南的业务员到东莞企业参观。这些工作没有白做，在2010年，昌兴一共为珠三角企业输送了一万多名农民工，其中一半来自河南省。

　　但是，尽管已经有了一点小成绩，但结果并未达到熊志通理想的层次。因为现在农民工的选择性多了。“如果长三角等地区开出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珠三角，那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就大了；如果这些地方开出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高一些，那就对劳务派遣公司的吸引力大了。这样加起来，就分流了不少农民工了。”

　　“上亿”的市场并不好赚

　　一般而言，劳务派遣公司在给工厂输送劳务工人后，将按照人头数量每月收取100多元的管理费。如此一计算，按照广东100万的缺工数量，就是上亿的市场空间。不过，这门生意的钱却并不是这么容易赚。除了找工难之外，劳务派遣行业也面临着其他的种种困难。

　　“我自己都没搞懂，他们利润从何而来。”梁硕南提出自己的疑问，“收一点管理费，一百多元一个人。如果没有给到大的工厂，就是几十元一个人，这能有多少利润？交了管理费后，工资由用人单位直接给派遣公司，所有的用工风险由劳务派遣来承担？”

　　事实上，不仅外界人士对劳务派遣公司的利润抱疑，连业内人士都觉得“这点钱越来越难赚了”。

　　“交通费、广告费，我们承受着很高的招聘成本，还要提供免费跟踪服务。”熊志通说出了劳务派遣的难处，“有订单的时候急着要人，没订单的时候就不管人，我们还要给签约的工人保底工资。”

　　春节前后用工紧张，是否又应该是劳务派遣行业暴利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并非如此。对于相金龙而言，“运输工人”的过程，就好像被各大交通部门“打劫”。

　　“从陕西山阳到广东东莞要650元一个人，平时是240元，春运涨了三倍的价格。我们要拿自己的钱先给农民工垫付交通费。”为了减少费用，相金龙选择把农民工从陕西送到河南，再转车到东莞，曲折转车后的总费用是470元，省下了180元每个人。

　　“把工人送到工厂后，如果工人做满3个月，厂家会给予报销250元，这样减轻了一点负担。正规的派遣，一个月我们的管理费收一个人150元，我们只能赚一点管理费。”

　　仅算车费，从2011年春节到现在，相金龙就已经投入了十几万元了。“都没有什么盈利，现在的财务非常紧张。”相金龙担忧地表示。

　　在承受着高招聘成本之外，劳务派遣公司还承担着更高的风险，就是工厂欠债。相金龙就为此吃过三次亏。金融危机的到来，让各地的工厂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闭。很不幸，有些正是相金龙的客户。自2008年起，三家与相金龙合作的台资工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倒闭了，企业老板“走路”，一共欠下了40多万元。尽管后来通过法律程序，法院判处工厂应偿还金额，但是，这些破产的老板根本没有能力再拿出金钱。在没有追讨到债款的情况下，相金龙只有给倒闭工厂的工人发去了保底工资。

　　“这几年这些人把我害惨了，该赚的钱我没有赚，所以现在我还是很穷。”

　　法律规范仍有待加强

　　劳务派遣被写入《劳动合同法》实施章程，进行合法的市场运营已经三年多时间了。劳务派遣公司的集体合同，又能否帮助员工争取到公平的薪资水平和保险保障？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劳务派遣行业依然存在着生存的尴尬。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劳务派遣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但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里对劳务派遣依然存在一些漏洞。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机构的资质作出严格规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劳务派遣不得转包；用工单位须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无论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者多长时间，派遣公司都须签订不低于两年的劳动合同。这导致了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初始阶段，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申请一度艰难。相金龙在东莞申请的营业执照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他希望努力合法经营能够换来“合理的对待”。

　　但是，劳务派遣行业一直以来存在一些争执，争执的问题不外乎包括克扣拖欠工资、劳动合同违法和信息隐瞒、工资低于最低标准、超长时间加班、职工安全防护措施缺乏等问题。肯德基、玖龙纸业、可口可乐等知名企业都曾陷入“劳务派遣风波”。

　　为此，一些法律界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首先是试用期的问题。一个员工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派驻第一个单位后会有一个试用期，如果试用期满后，第一个单位不要他，被派到另外一家单位，那是否还存在试用期？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可能再有试用期了。只有劳动者跟用人单位签订第一个合同的时候才存在试用期。循环试用期是不存在的。其次是辞退问题，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的要求也不太一样，派遣公司跟用工单位，双方能否约定退回的条件？”梁硕南表示，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上也是存在困惑的。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崛起，关于劳务派遣的纠纷也开始有了变化。“以前主要是劳动报酬方面的问题，现在辞退补偿金、加班工资、保险等问题都成了纠纷的问题。”中国劳动争议网广州服务中心的邱厚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