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是举世无双的巨人。”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也说:“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像毛泽东这样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巨人,他的婚姻一定充满传奇色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探寻伟人的足迹,寻访伟人婚姻的真相,以缅怀这位伟大的世纪英雄。
许多人说毛泽东只有三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杨开慧。其实,毛泽东一生共有四次婚姻,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是罗氏,但毛泽东不承认这里所说的第一次。
1940年成书的《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是这样记载毛泽东的婚姻状况的:“元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三寅时没。”“继配杨氏”,“继娶贺氏”。(江青大概是列为“续娶”)
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罗氏
1889年10月20日,罗氏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前门一位颇有声望的大户人家。罗家经济殷实,田产很多,家庭环境和睦而优裕,罗氏,乳名叶妹子,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所以又叫大秀、一秀。
1907年,年仅十八岁的罗氏已出落成一位美丽、端庄的亭亭少女,且聪明贤淑,知情达理,是把持家的好手,深得乡邻的赞誉。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很喜爱这个有门第,又有能力的女孩,于是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
当时的毛泽东,年仅十四岁,尚未到成熟男子的年龄,但却生得一表人才,心地善良,知书识理,也颇得同乡人们的称道,罗家也很中意这个少年奇才。因此,很快答应了这门亲事。
毛罗两家本是世交。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门婚姻与传统农家的许多婚姻一样,是“亲上加亲”。大秀的祖母毛氏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堂兄妹,大秀的父亲与毛泽东的父亲是表兄弟,且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密切,彼此信得过。而且,毛家有子无女,罗家有女无子(5子2女夭折),正好互补。
毛泽东的父母按照规矩,给14岁的毛泽东娶亲,无非是出于两个原因:急于传宗接代的想法和劳力的需求。 1907年毛泽东的家境,在韶山冲来说,虽然算得上境况甚佳,但41岁的文氏(文七妹,毛泽东的母亲)照看着全家5口人的生活,也颇为劳累。其时,毛泽东14岁,二弟毛泽民11岁,三弟毛泽覃才1岁,家里还请了几个长工和短工,文氏除了照料这些人的食宿,还得下田耕作,工作之重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毛泽东成亲乃是合理的事,媳妇一进门,无疑可以成为文氏的得力助手。那时,毛泽东家已有20多亩田地,父亲毛顺生又经营贩米贩猪的生意,加上前一年生了第三个儿子,可谓发财添丁,家业兴旺。长子成婚更是喜上加喜,绝对要好好热闹一番,花轿酒宴,披红戴绿,吹吹打打的老规矩自然免不了。
尽管少年志大的毛泽东多次申明自己要继续求学,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不愿与一个大自己四五岁的女子结婚,但父亲毛顺生却极希望早日完婚,毛泽东经反抗无效。因为父亲胁迫他结婚时说过:“你要不同意结婚,以后就不让你去上学了,让弟弟去上学。”毛泽东一心想要去读书,因而被迫接受了这桩婚姻。
毛、罗两家很快选择了良辰吉日,按照传统的方式,为毛泽东和罗小姐举行了极其隆重而热烈的结婚典礼。
毛泽东与罗氏是在1907年举行婚礼的。 结婚典礼上,毛泽东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和列祖列宗的神位,拜了父母,并规规矩矩地向舅舅等来宾磕头致谢。但晚上“圆房”时,他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有做。
毛泽东结了婚,成了一个小丈夫,他闷闷不乐。也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在小伙伴们的哄笑中,红着脸,可怜巴巴地与成熟丰满的新娘子站在一起,像木偶一样履行结婚仪式的场景,成了毛泽东痛苦的回忆。
罗氏通过明媒正娶嫁到了毛家,成了毛家名正言顺的长媳,她受过良好的家教,生性温顺善良,勤劳俭朴,又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公婆都喜欢,得到了族中人的认同。对于这桩婚姻,虽然毛泽东百般不愿,但毛泽东的双亲是满意的。嫁到毛家的罗氏,虽然从未得到毛泽东的爱情,但对毛家的人却是十分贤慧、孝顺,对公婆极尽儿媳之孝心,她除帮助婆婆做些家务,就是悉心照顾丈夫,对这个小丈夫非常体贴。她为毛家增添了劳力,也为文氏添了有力的帮手。下田劳动,操持家务,帮婆婆照顾小叔子,减轻了公婆许多负担。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罗氏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勾划好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他守着新娘子,却当起了光棍汉。
罗氏于1907年至1910年在毛泽东家生活了3年多。而毛泽东于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于韶山东茅塘私塾。东茅塘距韶山不远,在这就读期间,毛泽东基本上在家住宿,与罗氏相处生活在一起。但不爱妻子的毛泽东,虽与罗氏同床,但他们却是同床异梦。因为毛泽东发誓:绝不碰她一个指头。因此在结婚两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同她过夫妻生活,大秀与毛泽东同居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怀过一个孩子。
毛泽东与罗氏有份无缘,封建的包办婚姻使他们的心无法沟通,自幼即有反抗精神的毛泽东始终不满意这门亲事,尽管罗小姐美丽、贤慧可人,痴情一片,也只能化作涓涓的流水,付之东流。没有爱情的婚姻,加之繁重的劳务,使正值妙龄、情窦初开的罗氏,心情郁闷,精神压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但她仍坚持劳作,为毛家的生活操劳。
1910年2月,经过努力,得到母亲支持的毛泽东,正准备告别家园,去湘乡求学之前,体弱的罗氏,不幸患了细菌性痢疾,病情十分严重,尽管毛家多方求医治疗,但也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生命。芳龄只有21岁的罗氏,于2月11日(大年初二)病逝了。一朵本该芳香明丽的鲜花过早凋零了,似昙花一现,没有欢娱,没有爱情,默守的是从一而终的古训,三年的婚姻,她的一腔衷情,换来的只是等于独守空房,她有丈夫却从没有得到他的爱情,到头来,空悲切,做了封建婚姻的无谓牺牲品。
毛泽东虽然不爱罗氏,但她毕竟是他们家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悲凉和感伤,他也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夫妻两人,一样苦,却是两样情!
28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所以,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只能说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板仓,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9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17岁的杨开慧在京遇同乡知己,两人经常漫步于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同年,毛泽东再次来京时,就住到杨家。在毛泽东帮助下,杨开慧大量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开阔了眼界,由于和毛泽东接触较多,志同道合,两人相爱了。
1920年,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扶柩回湖南长沙,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湘福女中。同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杨开慧参加了书社的工作,她还把父亲去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了,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取消了坐轿、婚礼,以示“不作俗人之举”。
1922年初,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杨开慧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翌年,毛泽东离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杨开慧生性要强,本想独立工作,但家中有幼儿,丈夫又忙于事业,一时不大好受,夫妻间也产生了毛泽东所讲的“误会”。毛泽东要到上海、广州等地去搞革命工作,他因杨开慧带着孩子又有身孕,不想让她同去。写了元缜的诗《菟丝》相赠,杨开慧读了两句:“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立即气恼地将书一扔,说:“噢。我是菟丝,我只能靠着依傍你活着,是吗?你在做事。我做的不是事呀?抄文稿、编杂志、办书社,我不是样样尽力去做吗?还要做主妇、做母亲!到头来成了菟丝啦?”短短几句话,十分生动地表现出杨开慧的性格和追求。在婚后第一次离别时,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致妻子的词《贺新郎》,说明“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并期待“重比翼,和云翥”。
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翌年,杨开慧带着岸英和岸青两个孩子也来到上海,并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组织女工夜校,为此还专门学习用上海话讲课。一年后,她又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在农民夜校担任教员。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并带孩子,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3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上首次刊登,里面也凝聚了杨开慧的心血。 1927年4月4日,三子毛岸龙(远智)生于武汉(1931年在上海因患痢疾,由保育员送广慈医院救治无效死亡)。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湖南时,先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医生)。这次话别,就成为这对夫妇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夏,军阀何键到处搜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杨开慧于10月间不幸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回到牢房,和年仅8岁的毛岸英抱在一起,告诉他父亲一定回来打“坏人”,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为了信仰,杨开慧拒绝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毅然割舍下老母、幼儿,在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容走向刑场。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与杨开慧的婚姻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珍重的婚姻。毛泽东与杨开慧是自由恋爱的。按当时的社会条件,毛泽东是高攀不上杨开慧的。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北大伦理学教授,她这样的大家闺秀,与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然而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没有丝毫没有的自惭形秽,而是大胆地去追求幸福的爱情。从1919年初开始追求杨开慧同学,直到1920年,18岁的杨开慧与26岁的毛泽东结婚,他们不但没有举行婚礼,毛泽东还公开解释道:“不作俗人之举”。
所以,毛泽东的第二次婚姻可以说是:自由恋爱的幸福婚姻。
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
贺子珍,生于1909年中秋,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秋收暴动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起在永新县塘边村工作。有一回一个地主武装袭击塘边村,塘边遇险,贺子珍目睹了毛泽东处事不惊、镇定自若、沉着果断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此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在茅坪结为夫妻。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夫妇在家做了几个好菜,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就算喝了喜酒。此时,毛泽东35岁,是一位有三个儿子的有妇之夫;贺子珍19岁,英姿飒爽,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井冈山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红军在山上的给养,主要是靠打土豪来筹集粮款。开始打土豪时,筹到的粮款较多,日子比较好过,每个士兵和军官每月都能发到一点钱,军官发得多些。后来,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部队的给养出现困难,就实行官兵一致,士兵和军官都拿一样多的钱。再过一段时间,连这种状况也维持不下去了,每人每天只有五分伙食钱,油盐酱醋都在内,每月大家只能分到一些伙食尾子。有的时候,连每人五分钱菜金都保证不了。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随着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央红军的入驻,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贺子珍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他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1937年夏秋间,由于一场误会,贺子珍与毛泽东大吵一架,负气前往苏联治病、学习。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毛泽东两次给西安、新疆发出电报,沿途托人劝阻,但贺子珍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任性地离开了。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妈妈、妈妈!” “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后来,贺子珍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因为思念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而患重病。她生前曾多次表示,不怨毛泽东,是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事,这次出走,使她痛悔终生。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贺子珍对毛泽东感情极深,她和毛泽东是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怀有10胎,共生育子女6个,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贺子珍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就像贺子珍侠骨柔肠的性格一样,成功与失败一样轰轰烈烈。毛泽东和贺子珍是相识在宁冈县,相知在永新县,相恋在井冈山,相爱在红色苏区,战斗在长征路,分别在胜利时。
所以,毛泽东的第三次婚姻可以说是:革命战友的患难婚姻。
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21年夏上小学,改名李云鹤,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入党, 10月入团,成为左冀教联正式盟员,参加左冀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1934年6月回上海,浦东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9月曹家渡被捕入狱,11月教联求保获释。1935年3月回上海进入电影通业公司,并参加左冀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0月恢复党籍,改名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8月江青任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层观看了由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演出结束后,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而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由此开始往来。当时毛泽东知道江青已经嫁过三个男人,即俞启威(黄敬)、唐纳(马骥良)和章珉(谢兴),但毛泽东不在乎。1938年11月19日,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江结合有“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係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1939年冬,江青怀孕了,并于1940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讷。毛泽东两个女儿的名字是从一句古语“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中各取一字构成的。从这里也可以约略窥见毛泽东对女儿的要求。
1947年3月,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1949年春随中央机关到北平。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少奇同志阅转江青:“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革”中,就不下数百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文革”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1976年10月6日,江青在钓鱼台被捕,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中共10届3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首犯。江青的判决书长达一万六千字。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江青关押于秦城监狱。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江青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对她原判处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84年5月4日,江青保外就医。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住处高烧不退,随后住进公安医院。住院期间,江青每天早上坚持阅读毛泽东著作,然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5月10日,江青当众撕毁自己写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自己酒仙桥住处。5月12日,江青拒绝女儿李讷夫妇来医院探望。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写下一行文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1966年的今天,江青受毛泽东委托,在上海挂帅起草“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五一六通知》。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自己住处自缢身亡。
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是毛泽东一生最悲剧性的婚姻。也许是江青不该违背“约法三章”,她走到了政治前台,终以悲剧结束。
所以,毛泽东的第四次婚姻可以说是:感情不纯的悲剧婚姻。
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看事情如此,看一个人更是如此。毛泽东四次婚姻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的实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他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于他的四次婚姻,人们众说纷纭。我们应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他是伟人,不是神仙,他的婚姻其实是很不幸的,都是以悲剧而终。我们只能说: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息吧,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