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

    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习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们的政治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崇尚斗争和挑战，是毛泽东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来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从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得来的启示，无疑是形成这一人生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最初文化积淀。

  在青年求学期间，中西方文化中有关提倡“斗争”的文化资源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后援。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作过专门阐述。他认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还根据列宁所说的“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的论述作了如下发挥：“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毛泽东将这些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结合，对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共同点上的统一性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运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逆向思维方法，维护了矛盾同一性的暂时绝对性和安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能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这一比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坚持下来。相反在1957年后还逐步地把斗争推向极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到：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周恩来出身在一个衰败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学传统构成这个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围，加之他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计，备尝艰辛，所以形成了那种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这在他于南开中学写的两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头一篇题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的观点是：“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另一篇的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谁都清楚，老子哲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但周恩来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他写道：“惜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氏之说，容有不客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殆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都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风格，但比较而言，毛泽东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热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执著和坚毅构成他伟人品格的一个要素。

　　而周恩来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他一贯的特点。

　　毫无疑问，周恩来也是为实现平等和公正的远景目标而奋斗的，但他把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一个艰难缔造、循序渐进的过程。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1917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不仅如此，他还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相结合，决心与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尽管这种“新村模式”在当时并未诉诸试验，但却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延安时期，他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成功地达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坚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唤起他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赖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的步伐，结果发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没有过激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富于远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善于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稳健地推动历史的进程。在中共党内，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后来，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日本学者认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转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现实主义的处置方法，才使中共开始从此步入坦途。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又一次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纲领，他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对《共同纲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可见他是相当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务中，周恩来也一贯保持着他的现实主义精神，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加之中、苏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唇舌之争，两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紧急会晤。他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妨碍两个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议应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这一务实性的冷处理得到了苏方的明确肯定，迅速缓解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