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
　　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惟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会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
　　附带说一下，调节“面子”的原则和从中获得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知识和理解力。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仿佛时常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像南洋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反复无常，不受法律约束，它仅仅按照世故常情废除和更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洋人必须承认差异，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事物得出一致的观点。在调解村庄纷扰、无休无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状况下，目的不在于实行公正，尽管从道理上讲，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这样的调停完全是平衡有关各方的面子。在诉讼的裁决中，也常实行这样的原则，所以其结局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仅仅接受一部分，很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全部接受，或一律拒收。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缺点被人指出来，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定要挽回“面子”。网球丢了，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有证据足以判明是一个苦力捡到了。他就会愤怒地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这时很快发现球在地上（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故作姿态地说：“这是你‘丢失’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就会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拿出来给人看。在这种情况下，“面子”是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一件物品，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者从他的工钱里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清高地说：“那钱抵赔那银匙子吧，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损伤。一个人明明知道一笔属于他的债款无法收回来，也要到欠债人那里去，严厉地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他没要到钱，但保住了他的“面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将来放债时不再讨不回钱。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他确知主人要辞退他时，就会重复以前的过失，辞职，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保住“面子”，然后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 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作为 一种特殊的恩惠，被杀头的时候准许穿着官服，以保住他的“面子”！